我认为明朝的中国并没有衰落

2017年06月19日 | 作者:

但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应该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即黄仁宇特别在意从现代社会的商业法律制度和组织管理技术的角度,来对比分析中国传统(明朝)的伦理、礼仪制度和官僚体制,从中和后者的弱点与弊病,并以此解释明朝的衰落。

在他看来,传统中国似乎只有引入现代的制度与技术,才可避免失败的命运。可见,黄仁宇看待明朝历史的角度、立场和观点,均具有明显的“现代的”和“中心论”的色彩。正因为这一倾向,《万历十五年》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不少学者的。

不过我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万历十五年》的上述局限,而在于它所提出的关于明朝衰落的这个论题。

黄仁宇所讲的“明朝的衰落”(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主要是指明代官僚体制,尤其是中央行政的衰落,最后是明的。但这并不等同于明代中国的衰落。所以关于明朝衰落与否,本身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应当置于明代总体的历史进程中,甚至整个明清史的框架下来加以考察。

这就涉及如何评估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复杂。在这里,我想利用近年来的有关研究,着重谈谈明代历史的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个是明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变化,另一个是明代礼仪制度的变化,以及这两个变化对清代历史的持续性影响。

明王朝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要从明初洪武朱元璋建立的黄册里甲制度谈起。里甲制度是一套登记户口和土地财产的户籍管理制度,其做法就是把居住相邻近的110户居民编为一个里,其中人丁田产较多的10户立为里长户,其余100户为甲户或甲首户,分编成十个甲,每甲10户;然后将这些里甲户的人口和土地财产登记在黄册上。

就以黄册上登记的土地和人丁为标准,确定田赋的税则和人丁轮流应役的办法,来向里甲户征收赋税和征派差役,并根据各户人丁和土地财产的变化,每十年重新调整一次。朱元璋推行这套里甲制度的理想,是要建立一种以自耕农为基础,人们的居住生活和生产相对稳定、赋役负担相对平均合理的小农社会秩序。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增长和土地的买卖变动,特别是明初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和土地的转移更加频繁,同时由于明代地方人力、财力和人丁土地清查技术手段的不足,再加上地方与豪绅大户之间种种的串谋作弊行为,这就使得黄册上登记的人丁土地数字与实际的状况相去甚远,结果造成各里甲之间以及一里一甲之内各户之间的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大概从宣德年间起,特别是到了成化、弘治年间,赋役不均的状况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地里甲户逃亡的情况频频发生,原有的里甲组织随之解体,社会秩序濒临失控的状态,而十年一调整的黄册里甲编审逐渐流于形式。

面对这种情势,全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南方省区,地方开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赋役整顿,主要是调整赋役项目的种类和税则,以及赋役的征收方式,包括合并赋役项目和简化赋役征收手续,如把名目繁多当中不合理的赋役税费项目删去,把合理的部分保留并固定下来,并把人丁承担的差役(丁役),也就是人头税,按照一定的比例逐步摊入到田赋中来征收。这就是明代赋役制度的“一条鞭法”。

各地的这些措施,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时候,被总结归纳为的制度,再向全国推广实施。所以说,“一条鞭法”其实是明中叶前后以来赋役制度的一个总趋势,并不是到张居正才有的,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才算大体完成。

这项从明到清的长期,一个总的方向就是把人丁税逐步摊入到地税中加以征收,从而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以土地财产为课税基础、税额税则相对固定透明的累进税制,使得赋役负担趋于公平与合理,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一条鞭法(包括“摊丁入地”)带来了明中叶以后地方财政体制和地方行政职能,尤其是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这是因为,在明初的时候,地方根据里甲编户的田产和人丁分别征收田赋和征派差役,其中田赋大多上解中央,存留给地方作为地方财政使用的数额很少,而地方能够支配的,主要在差役这一块,也就是人头税。当时差役的征派,其原则是有事则编佥,因而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任意性,地方往往可以随意征发民力或征收差银,说明明初的地方财政规模不受。

但在明中叶一条鞭法之后,里甲编户所应承担的赋役项目、税则和总的额度,尤其是丁役(用银钱缴纳的役银)这一块,均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形成了赋役定额化管理的地方财政体制,地方的财政规模因此受到和压缩,进而导致地方行政职能的萎缩。

也就是说,明中叶以后,在财政收入受到和财政支出日趋窘困的情况下,地方放弃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而许多本该承担的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比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救济、地方治安等等,地方也无力承担,只好转移给地方乡绅和地方族等乡族力量来承办。从明清地方志以及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记载可见,明清乡绅、乡族组织全面接管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并获得的认可和鼓励,从而地拥有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

我的老师郑振满教授将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体系的这一转变过程,称之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并强调这是授权下的“自治”,反映了明清王朝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

以前费孝通先生考察皇权与绅权的关系,提出“双轨制”政体论,傅衣凌先生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提出社会控制体系中“公”与“私”两大系统的理论,也都不同程度讨论了明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述“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关于明朝历史的盛衰演变,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只注意和强调了王朝官僚体制的衰落,忽视了授权之下的地方自治力量的崛起。明朝中央虽然在明中叶以后逐步衰落,并最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明朝国家的衰落,甚至不意味着制度的衰落。

入清以后,清王朝继承了明朝的许多制度和做法,尤其是在赋役制度和财政体制上,继续沿着明代“一条鞭法”的方向,推行“摊丁入地”等各项措施,从而使得明中叶以后不断崛起的地方社会力量,到了清代以后有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的空间,社会能量和社会活力得以充分和施展,这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明朝的中国并没有衰落,而是处于转变崛起和持续发展的过程,并为以后清代中国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与社会基础。

大家知道,明代礼仪制度的变革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嘉靖初年开始的“大礼议”事件,另一个是嘉靖十五年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的祠庙祭祖制度,而这两个事件又相互关联。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正德十六年,正德朱厚照去世,因为无子嗣,所以朝臣就让他的堂弟朱厚熜即位,也就是嘉靖。嘉靖登基后,面临着尊谁为皇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嘉靖皇位继承的性以及未来入祀太庙的庙位安排,也就是皇统与庙统的问题。

嘉靖想要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但遭到杨廷和等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嘉靖既然是按照“兄终弟及”的遗诏而继承了堂兄正德的皇位,就应该在礼仪上先过继给弘治(即正德的父亲)为嗣子,进而成为正德的嗣弟,这样才符合“帝统”,因此要求嘉靖尊弘治为皇考,即要求他先继嗣,再继统。

但嘉靖这个做法,仍追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皇考(献),而尊伯父弘治朱佑樘为皇伯考,之后又提出要追加生父庙号(睿),使其神主入祀太庙。这些想法和主张引起了朝臣的激烈争议,也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强烈反对,但经过嘉靖的步步谋算和精心布局,到嘉靖二十四年,他的愿望最终都一一得以实现。这就使得在皇族世系中原处于小地位的嘉靖,转变为大的继承人,从而确立了其皇位继承的性和庙位立祀的正统性。

正是在“大礼议”过程中,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向嘉靖上奏,允许天下臣民冬至日可以祭祀始祖,同时允许天下大小庶官可以建立家庙。这样的建言,意味着天下臣民可以依来建庙祭祖。

建言的结果是,对大地位之重要性深有体会的嘉靖,采纳和批准了夏言的这一。这个对中国人而言可谓是一件大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历代王朝对于普通官僚和庶民百姓祭祀祖先都有严格的。唐宋以前暂且不论,就是唐宋以后的,一直到明清两代,法律上都明确,品官可以建立家庙祭祖,但最多祭祀到四代的祖先,也就是高祖;而普通老百姓不能建家庙,只能在家里祭祀,且最多祭祀到二、三代祖。

也就是说,一般官僚和百姓在法祭祀上只能行小法,不能行,否则属于僭越礼制的违法行为。必须指出,这只是法律上的而已。实际上,宋元以来,民间祭祀始祖、先祖的活动已逐渐成为普遍的习俗,而建立祠祭祖者亦大有人在。

这就是说,民间建祠祭祖的实践早已突破了的法。不过,这毕竟有违法制,实践过程中不能不有所。那么直到夏言提出上述并获准施行之后,民间建祠祭祖的做法才得以化。

明中叶以后,特别是清代以来,各地族组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包括祠堂的普遍兴建,族谱的大规模编修,族产的大量设置,应该都与嘉靖年间的这一法制度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而族组织的普遍兴起,既适应了明中叶以后基层社会自治化的历史需要,也构成了明清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由此可见,明王朝虽然最终衰亡了,但它所推行的法礼仪制度,跟它所推行的一条鞭法一样,一直贯彻影响到清代的历史。

正如我前面所谈到的,一条鞭法,包括摊丁入地,结果导致了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以及地方社会的自主发展;而法礼仪制度的,则推动了明清家族组织等乡族力量的普遍发展,同时也形塑了民间社会的国家认同。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中叶以后至清代前期中国社会兴盛的重要历史条件。可见,黄仁宇所的“”的明代体制,以及存在种种“弊端”的礼仪,其实并不总是消极的历史因素,在总体的历史进程之中,它们往往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最后我想说,对于明代中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明清史,不仅需要从黄仁宇所谓的国家“数目字管理”的大历史观和“技术上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更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历史结构来加以把握。

也就是说,明清中国的大历史,不仅存在于王朝体制的运作中,更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和日常运作之中,比如在家庭、家族层面,个人的,家庭的成长与,祖先的祭祀与认同,以及其他家族事务的日常管理;在村落社区层面,不同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社区公共事务的经营管理,等等这些方面,都有其内在的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又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国家体制和礼仪制度的变革,乃至整个外部世界历史的变化,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认为,分析和寻找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普遍联系,应是“大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简单地说,所谓大历史,就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普遍联系。我的题目之所以说“大历史无处不在”,即意在强调这一点。

本文节选自“「大歷史」無處不在:從王朝到日常生活—重讀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标题为编者所拟。原载《忧虑与危机:厦门大学人文经典系列集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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